字典里对“搭档”的解释只有四个字：协作的人。
可是在我的字典里，搭档所涵盖的内容却是异常的丰富。工作上的相互配合，性格上的相互融洽，合作中的相互谅解，生活中的相互关照。不谦虚地讲，我觉得，搭档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为我和宋丹丹而创造的。
和宋丹丹在一起合作了五年的时间，由于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恋人就是夫妻，使得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用平时的一句玩笑讲，我们之间的友谊达到了没有性别差异的境界。
一年春节晚会，剧组给我腾出来一个单人房间，只有一张床。中午，她没地方休息，只好在我这里歇脚。她一来，我也就只好把午觉取消了。一天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对她说：“丹丹，你坐着，我先躺会儿。”宋丹丹比我还懒，平时排练就恨不得躺着对词，能有个休息机会，她是绝不会放过的。“你往里点，我也得躺会儿。”我在里，她在外，没到两分钟我鼾声大起，宋丹丹一听乐不可支，一把把我拽起来：“黄宏啊黄宏，按说我也是个尖果（意思是漂亮女人），躺在你旁边居然你一点不动心？你也太伤我了！”
我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动心呢？刚才我还梦到了你，在梦中我很不理智！实在对不起！”
宋丹丹又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这就叫“坐怀不乱”吧！
这件事一直在圈里被传为笑话。
如果说有谁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那一定是指宋丹丹。我们最初的合作始于一九九0年，当时我拿着《超生游击队》的剧本去角逐当年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时，不幸遭到了拒绝。这时，元旦晚会的导演张子扬找到了我，看完剧本，当场拍板《超生游击队》参加元旦晚会的演出。他问我想找谁做搭档，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宋丹丹。
一天下午，宋丹丹来到剧组，见了面才知道她已经身怀六甲，简直是天赐良机。“海南岛”、“吐鲁番”和“少林寺”她妈连肚子都不用垫了。我拍案叫绝，这个小品肯定“火”了，从里到外都是真的。
看完剧本，宋丹丹也连声叫好，就这样她看上了我的剧本，我看上了她的表演，我们的最初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在排练中我第一次领略了宋丹丹的聪明和悟性。这个小品要求演员讲东北话，我是东北人，语言是毫无困难的，而宋丹丹则很少接触东北方言，我一字一句地教她，她拼音做记录，三天后，她的东北话已经是炉火纯青。
经过半个月的排练，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十一层审看间，第一次接受了台领导和剧组负责同志的审查。我背着弓子悄悄地上场，弹拨弓弦向后台发出信号，宋丹丹用锤子敲了两下钉鞋的拐子，表示回应，我猛的一挥手：上。宋丹丹腆着大肚子上场了，全场哄然大笑。因为宋丹丹怀着身孕行动不便，给这个小品带来了一个简单的调度，她往中间一坐基本不动，我围着她转来转去。这种没有选择的处理方法反而成为了这个小品特殊的风格。小品的结尾，我求着她把孩子生下来，她向我哭诉：“咱俩人过去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咱要寻找从前的影子……”这时，我发现，在场的导演和领导们眼里都闪着喜悦的泪花。
我和宋丹丹首次合作宣告成功。
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邀请演出，无论是老作品的一演再演，还是新作品的首次登台，我们彼此之间都能迅速达到默契。她那种爽朗泼辣的风格常常会给我的创作带来灵感和启迪。就这样，我们演遍大江南北，并连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元旦晚会。想起来也是一种缘分，我们从《手拉手》的相识，到《小保姆与小木匠》的彼此相恋，又到《超生游击队》拖家带口的生孩子。几个小品，演绎了长长的一段人生岁月。
那时，黄宏和宋丹丹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个名字。无论是什么场合，只要报出黄宏宋丹丹的名字，观众就会热烈鼓掌，演一个火一个，火一个响一个。就在我踌躇满志准备再创辉煌的时刻，宋丹丹却突然提出要告别小品。
宋丹丹向我们道出了她的苦衷：“我不能再演小品了，现在我演话剧，一上台，观众就笑，再这样下去，所有的正剧我都没法演了。我决心已定，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宋丹丹能悄悄地告别小品舞台，一是我还要在小品舞台上继续生存，二是希望为她回心转意留条后路。可是，那些不甘于寂寞的小报又哪能放弃这个热点呢！一时宋丹丹告别小品的消息，在全国炒了个铺天盖地。有家报纸甚至马上刊登了一篇为黄宏寻找搭档的启事，闹得许多女孩手拿报纸来我家敲门，进门就毛遂自荐，接着就开始表演，把我们全家弄得哭笑不得。
那段日子，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离开了搭档宋丹丹的黄宏，既像塌了半个台面，又像折了半只臂膀。我该怎么办？我还有没有激情继续从事小品？我还有没有能力参加下一年度的春节晚会？是不是应该像朋友们劝说的那样借坡下驴。就此也去搞点别的。比如影视、话剧或其它艺术品类的尝试……种种问题纷至沓来，让我思绪不定，心乱如麻。
我要再次感谢张子扬导演。他又一次把参加一九九三年春节晚会的邀请电话打到我家。
信任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我只身一人来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晚会剧组。这时，剧组创编人员张超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你和宋丹丹一直是公认的黄金搭档，今年她不演小品了，能不能做一个木偶宋丹丹。你跟木偶演，观众看着肯定新颖。”
听了这席话，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不是在所有人的眼里，离开了宋丹丹的黄宏就真的没有出路了？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告诉导演：“我要搞一个单人小品，自己走进春节晚会。”
“单人小品能行吗？”导演有些吃惊，也带着几分兴奋。
于是我向导演讲述了在双拥晚会上演出的一个单人小品《演讲》（抢军帽）。那个小品获得了战士们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而且成为了后来电视台点播率最高的节目。
当我说出创意之后，导演同意了。
一鼓作气，我找来了作者徐小帆和陈亦兵，组成了三人创作小组。一个月后，单人小品《农老板进城》出台了：“富起来的农民当了老板，拿着大哥大来买中央电视台。”独特的视角，诙谐的语言，加上我的出色发挥，使这个小品成为第一个审查过关的节目。应该说，我的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事有凑巧。节目审查那天，当时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秘书也来到了现场，看完了我的小品，他一边忍着笑一边对我说：“这个串场还真逗！怎么着黄宏，今年不弄小品了？”
我愣在那儿，好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合着我忙乎了半天弄了个串场！不行，我必须改辙！
于是一切又都从头开始了，我必须硬着头皮给自己找条新的出路。眼前没有合适的女搭档，我就找个男的，背水一战，我找来了魏积安，与他合演了那年的第二个小品《擦皮鞋》。在接受审查的时候一直对自己充满信心，直到节目顺利通过大家都涌上来向我表示祝贺的时候我才感到了后怕。如果这次审查真的被“枪毙”了，也许我就再也没有信心参加以后的春节晚会了。
小品《擦皮鞋》在一九九三年度春节晚会的评比中只获得了三等奖，那是我得奖以来的最低奖项，也是最珍贵的一次获奖。因为，我终于从宋丹丹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我向观众，更向自己证明了我的存在。转年，我又一次找来了新的搭档侯跃文，合演了小品《打扑克》，它使我获得了我和宋丹丹都未曾获得过的小品金奖。两年后，我与搭档巩汉林合演的小品《鞋钉》再获金奖。
一九九六年夏未，有朋友告诉我说宋丹丹离婚了。我的第一个直觉是给她辟谣：“还有人说我离婚了呢，你信吗？”
“是真的。朋友告诉我，报上都登了。”
“报呢？拿来我看！”
得知消息是真的之后，我心里特别难过。丹丹和英达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们的儿子还没出生就跟着我们一起上过台，几千个日子的缘分使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给丹丹打个电话吧！”爱人小洁劝我。
可是，我几次拿起话筒，又几次放下。在这个时候，我能说些什么呢？再好的朋友，她的家事，也仍然是我不敢触碰的话题。最后，我拨通了寻呼台，千言万语，只留了一句话：“丹丹，希望你有个好心情！”
半年后，再见到宋丹丹时，和每次久别相逢一样，总是热烈拥抱。丹丹眼里涌满泪水，这是昔日开朗快活的丹丹所不常有的神态。
“黄宏，我成了独身了！”
我拥抱着她，我知道幽默对宋丹丹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我说：“别难过，你和英达离婚，就像香港回归一样你终于从英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你有点正形没有？”又听见了宋丹丹那爽朗的笑声。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别处。“黄宏，今年春节晚会有想法了吗？”
“想法是早就有了，不过你要是想重新出山的话，我可以再构思一个！”
“写一个适合咱俩的，咱们重新合作！”
在宋丹丹的眼里，一切都是这么简单。
（摘自《从头说起》，黄宏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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